柯云路坦露“变脸”跨领域写作的心路历程

柯云路出版了大量著作，题材横跨多个领域，风格多变，有“最会变脸的作家”之称。

　　名片

　　柯云路，原名鲍国路，1946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世纪80年代，柯云路以反映官僚体制问题的长篇小说《新星》引起轰动，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

　　看柯云路的作品目录，很容易让人眼晕：从《新星》到《夜与昼》，从传统文化到怎样教育孩子，从商界小说再到报告文学……没人知道柯云路接下来还要写什么，还要怎么“变脸”———2002年他出了《龙年档案》后，就有评论称他为“最会变脸的作家”。

　　“二十多年来，我不断在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总要180度大转弯？”柯云路说，“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新星》托起的新星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官上任，政绩斐然，被老百姓称作“李青天”。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位政界新星的大胆举措必然引来保守势力的抵触和压制，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代表的官僚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长篇小说《新星》的结尾，柯云路的收笔颇有理想主义气质：“一颗清亮的新星在黑魆魆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它自信、冷静、倔强地闪烁着，在天穹中照亮着它应该照亮的一角。随着天体的旋转，在冥冥碧空中划出着它顽强磊落地升起的轨迹……那颗新星慢慢汇入满天星海之中。”

　　那时，柯云路也是文坛的“新星”。1980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这下有了点名头，开始被人称为“作家”了，柯云路惊讶地发现，居然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有些人怀揣冤假错案的材料蹲在柯云路家门口，希望作家柯云路能帮他们说说话，反映些问题。“当时的作家很容易成为社会问题代言人，社会的情绪和期待，往往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柯云路说，那是个从禁锢走向开放的新时代，人们高度关注社会政治问题，这让柯云路激动不已，他在文学上推崇托尔斯泰，最喜欢写“重大社会变迁，宏伟历史画卷”。但是直接去写这样的社会全景，容易流于空泛，柯云路就选择了一个县城作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缩影。

　　就这样写出了《新星》。那年柯云路已过而立之年，住在山西小城榆次，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原型都活生生在他身边，再熟悉不过了。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1984年的《当代》增刊上，随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小说连播形式播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又把它改编成了广播剧。这些传播媒介虽然都影响广泛，让柯云路这第一部长篇卖出几十万册，但《新星》真正家喻户晓，还是改编成电视剧之后。

　　“来了十几家电视台，想拍这部小说。”柯云路说，包括中央电视台也来了，但他最后选择了刚建台不久、没拍过任何电视剧的太原电视台。“他们感动了我。”柯云路说太原电视台对这部小说的重视程度很高，而且毕竟是本地台，对书中故事理解特别深刻，结果双方谁都没谈钱的事儿，柯云路就把改编权给了太原电视台。“要是现在，这可得好好卖了。”不过当这部电视剧获得巨大成功后，太原电视台还是给了柯云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1986年春节，电视剧《新星》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立刻引起轰动。在电视机还不太普及的年代，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并津津乐道其情节的真实性，媒体称《新星》是“县委书记从政指南”、“当代官场现形记”。

　　柯云路也跑到农村，和村民们一起看电视，他想知道自己这片子到底有多大影响。去了发现一村人都聚在村口，伸长脖子围着一台小电视机，谁都不说话，专心地看。突然停电了，全村人都发急，赶紧去搬柴油发电机。

　　1986年和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新星》的姊妹篇《夜与昼》、《衰与荣》，2002年又出版了《龙年档案》，这四部小说共同构成了柯云路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系列。尤其是时隔十几年后出版的《龙年档案》，被看作是柯云路“重返江湖”之作，学者孟繁华称此书是中国当代的“政治武侠小说”，结构之缜密、叙述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柯云路“重出江湖，武功依旧”。

　　“写作是我的平常生活”

　　“文革”题材，是柯云路创作的另一重心，这缘于他自己少年时的特殊遭遇。

　　插队下乡之前，柯云路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读书，高一时的第一堂作文课，一位姓吴的女老师布置全班同学当堂作文。柯云路埋头疾书时，吴老师就站在他身后看着。课后，柯云路被叫到办公室，吴老师问他：“你对文学感兴趣吗？”柯云路说：“感兴趣。”于是柯云路就成了校刊《圆明园文艺》的副主编，不久又成为主编。校刊每两周出一期，一出就是满满四大橱窗，刊登全校同学写的散文诗歌小说，柯云路拿钢笔工整地抄出来，颇有成就感。

　　1966年11月，北京农大附中两位学生化名伊林、涤西，在清华、北大等高校贴出了一张有名的大字报《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质疑林彪的一些言论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柯云路说自己读到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后很兴奋，当即去找这两位学生，表示支持他们的观点。后来，两位学生被抓，搜查人员查获了几位年轻学生的谈话记录，于是去抄了柯云路的家。

　　“批判我的大字报，从圆明园一直贴到动物园。”柯云路说。

　　经历这两次事件以后，柯云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抱有了审视和怀疑的态度。下乡劳动期间，除了偷偷阅读文学经典，他还读了很多哲学著作，脑子里开始琢磨，为什么60年代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50年代呢？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分析，这革命中的很多事情，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文革”结束，柯云路没有像很多知青那样去考大学，而是开始写作。“大学里已经没有我要学的东西了，该看的书我自己都已经看过了。”

　　“我的写作分两大块，一块是文学，一块是非文学。”柯云路说，他在文学领域写出了20部长篇小说，在非文学领域则兴趣广泛，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

　　对于柯云路的跨领域写作，不少人批评柯云路“不务正业”，甚至走上“歪门邪道”。“这是思维定式。”柯云路说，“我一开始写了小说，人家就以为我是文学家；要是我一开始写的是哲学书呢？人家可能还会觉得我写小说是不务正业。”

　　“写作是让我安心的事情。”柯云路说，“这种劳动，是我的平常生活。”

　　对话　现在写不出《新星》那样的作品

　　现在肯定写不出《新星》那样的作品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新星》，你有什么感触？

　　柯云路：作家对过去的作品，永远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赞叹，现在让我再写《新星》这样的作品，肯定写不出来了，那种饱满的情绪、对社会问题的热忱，已经没有了。另一种是感叹，《新星》在文学上还不够成熟，它的构思可以更精巧，详略可以更得当，语言可以更讲究。

　　新京报：今天时政题材的作品似乎很难再现《新星》这样的轰动效应了，什么原因呢？

　　柯云路：时代不同了。80年代没有高消费，没有奢侈品，没有私房私车，没有那么多歌星和选秀比赛。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高度集中在政治领域，农民就关心要不要包产到户，工人就关心有没有奖金，戴帽的人关心能不能摘帽，全都是这样的问题。现在社会多元化了，问题虽然也存在，但公众注意力被分散了。比方说医保，比方说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都是轮到谁头上谁才关心。

　　新京报：据说张艺谋要你给他留下《蒙昧》的改编权？

　　柯云路：对，他是在《花城》上看见《蒙昧》了，非常喜欢，就通过王斌联系我，约了一次吃饭，他就告诉我说，他看中《蒙昧》了，但是可能现在拍不了，先把改编权留着。他当时对《蒙昧》的评价是“这是个世界性的故事，国际性的题材，不同语言的人都能深刻理解。”

　　出书速度惊人每天都在写作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柯云路：每天看书，写作，上网写博客，散步，休息，锻炼，很单纯的生活。我不接电话，拒绝一切应酬。以前我住在山西榆次，就是图小地方安静。80年代，山西作协给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分给我一套太原的房子，我都没要。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可以了，我很知足。《圣经》里讲，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有些朋友房产太多，成天惦记着，很累。

　　新京报：你出书的速度很惊人啊。

　　柯云路：因为我每天都在写啊。其实任何作家，创作状态好的时候，一天写两千字并不多，要是你一年写300天，这有多少字？为什么很多人写不了这么多呢？不是不能写，是他大多数时间没在写。而我心态很安稳，每天都写，杂事都找不到我。这样做势必有损失，有人说我清高，出了名就不理老朋友了，但我沉得住气。想完全避免杂事也很简单，你出家嘛。我想我既然还做不到出家这一步，起码在家出家还是能做到的。

　　一辈子不吃后悔药

　　新京报：你是怎么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

　　柯云路：我爱好哲学，肯定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史，也就肯定要研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之类，包括《道德经》、《黄帝内经》这些都要读的。最初是从哲学思考出发，慢慢过渡到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上，我觉得对比能加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

　　新京报：所以，基本上有十年时间，你就把文学放下了？

　　柯云路：我是放下了一段时间，搞了几年“传统文化”的东西。我的写作既有长计划，也有短打算，就是抓住一些即兴的东西。

　　新京报：这段时间给你带来很多争议，现在想起来……

　　柯云路：(打断记者的话)我不后悔，不后悔。我可以告诉你，好多事情啊，我一辈子不吃后悔药。我都努力了，也没有瞎干什么事，我以前研究的东西现在还坚持，只不过现在还不适宜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些事情。

　　新京报：这些属于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的东西吗？

　　柯云路：可是我没有把自己只定位成一个作家啊。如果说我在作家之外，还可以做一个研究者，那我就可以去研究这些事情。我那么喜欢哲学问题，想写本书了，没有罪吧？

　　不怕批评，感谢父母

　　新京报：现在你写情感问题，你的情感经验足够丰富到去应付这么多问题吗？

　　柯云路：一个医生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病都得完了才去给别人看病，他只需要了解病人的病状是怎么回事。心理学上也是一样，不等于说所有的婚恋问题我都经历过，那我还活不活啊？没法活了。

　　新京报：很多心理医生自己心理也有问题。

　　柯云路：我不受影响，这就看你用什么心态面对了。

　　新京报：你还写过几本商界小说，是当时想做生意吗？

　　柯云路：不是，90年代商业气氛特别浓重，到处都是空手套白狼，我就写了《超级圈套》，写中国特殊的一代企业家是怎么起来的，他们的手段、人格是什么样。

　　新京报：现在你还能听到别人批评你的声音吗？

　　柯云路：能听到啊，不仅能听到批评，还能听到围剿我的声音呢。比方说我写“文革”题材的时候，那是社会上正对我讨论得厉害的几年，报纸上经常整版整版的批判我。我心平气和，没必要着急。高中时就有大字报贴我头上，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新京报：你现在想感谢谁？

　　柯云路：父母，还有学生时代那些培养我的老师。另外我还是挺认同生活过的地方，我在山西呆那么多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亲切，每年还要回去看看。

　　链接：质疑之声

　　山西的作家中有一个柯云路，当他写《新星》的时候，写得还是可以的。后来写黄帝内经的文章，做了胡万林的吹鼓手。胡万林害死了不少人，柯云路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当作家协会的两位书记好意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我表示如果柯云路在作家协会做会员，我耻与为伍。谢绝了这两位书记的好意。对柯云路，我针对的是“这个人”。———于光远

　　对于作家柯云路，很多很多老百姓因为他会写《新星》，以为戴眼镜、以为他长了知识分子的脸形，就认为这种人不会干坏事、不会说错话的，他一定是有天地良心的。其实不然，这个柯云路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我起诉柯云路，我不要他赔偿，只要他对媒体说三个字：“我错了”。如果我的要求最低那就是让他说三个字：“我错了”；最高也是让他说三个字：“我有罪”。———司马南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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