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第3章(2)

    
　　他至今独身，28岁之前，在海南岛兵团当知青，为了回城，不敢结婚，恋爱倒是谈过几场，但终未成功，不是女方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他是一心一意要回城，或做工人，或读书，或失业，总之是要回城。广州对他太重要了。他不隐瞒他这种理想，哪怕去城里扫地，也非回城不可。所以，在兵团，他自然也就被当做落后分子，他自己也不求上进。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没什么背景。在兵团10年，但没什么进步，去时还是个伐木工人，到后来竟沦落为连队的种菜工，终日掏大粪。他都认命了。伐了五六年木头，睡窝棚睡出一身关节炎，身子老弱病残，从山上撤下来只有掏大粪合适他，也还算是连队领导关照他了。

　　他对做什么工种都不以为然。在他已经彻底绝望时。四人帮垮台，恢复高考。这回他活转来。他是最后一个知道高考消息的。他所在的种菜班，在离连部还有几公里的峡谷河滩上，他是偶尔回连队厕所掏大粪，从粪坑里捞出一张报纸，是一个半月前的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就刊载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急冲洗那张报纸，便像捧着一尊神明一般，把报纸摊在一块石板上，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又耐心地等太阳把那报纸晒干，小心地收起。他如今仍保存着那张救他一命、改变他前途的报纸。那张报纸就压在他箱底，如今还隐约有着当年山中粪坑的气味，可在杜林看来，那气味是世上最可爱可亲可敬的气味。他反而感激起把他从山上调下来的连队领导，否则，连从粪坑里看到报纸的幸运也没有。山上是几个月没有山下消息，更何况是报纸。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也是两个月后才知道的。

　　1977年是开卷考试，他并没有费多大劲就考上了。那年，他已经28岁了。他是在红卫轮上认识刘兴桐的，那条船上几乎全是从海南到大陆上学的人。巧得不能再巧，他和刘兴桐录取的是同一所大学——正中大学，而且同一个系。他所在的兵团农场和刘兴桐的生产队，同在一个镇的辖区里。在红卫轮上，他们同在五等仓的散位。散位被安排在船舷的过道上。更巧的是，他们同龄，都是1966年读高一，只不过杜林读的是华师附中，刘兴桐是县中学。

　　虽然有许多共同的惊喜，但是沉郁的杜林并没有给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设想的刘兴桐有太多的好感，只不过，当时的刘兴桐，对来自广州的兵团知青有一种钦羡与敬畏。从广州来的，就意味着另一种身份。

　　他28岁才进大学，大学毕业已经32岁，一切要从头开始。大学毕业留校马上要给师弟师妹们上课，他到助教进修班去速成进修了半年，就上了讲台。杜林没有生生死死的恋人。杜林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没有心情没有对象去谈恋爱考虑结婚。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不知不觉，毕业将近20年，他依旧孑然一身，也就死了这条心。前几年，他干脆穿起长衫，蓄起长须，留起长发。并非预谋，倒是一种心理变化，他不想费心机去解释自己这种选择。只有心知道。当朋友同行与他笑谈这身五四式行头时，他便自惭形秽地打趣：“回到五四嘛，这是当代文学的精神追求嘛，算是复古吧！”

　　他这身不合时尚的行头，确实吓怕了诸多想望走近他的女性，在她们看来，谁也受不了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头。其实他并不很老，刚刚50岁，可他看起来确实有些老了。比他年龄大半岁的刘兴桐反而像个小弟弟。光光鲜鲜的，年轻勃发。

　　以刘兴桐的话说，杜林这是自甘堕落，他对杜林这种做派，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说辞，他要在必要时才发表看法。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杜林很不以为然。一个伪孔乙己！这就是刘兴桐公开的结论，重要的是，杜林对一切非议和不屑不以为然，更有说他是故意在炒作自己，他一概不加分辩。

　　杜林是十年不飞，十年不鸣，1982年毕业，教了5年写作课，1987年开始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又是5年过去，1992年他便一发不可收，一下子拿出两部专著，一部作家论，一部流派史。没有听过杜林讲课的人，很怀疑杜林这匹黑马的真伪。他太违背常规了！通常的学者做法，是会把撰写专著期间的一些见解文章，先行发表以求得影响或反馈，以利于最终成书时征得修改意见。尤其是现当代文学领域，这种社会反响更为重要。杜林一反常规的做法，自然大有可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