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第7章(3)

    
　　他乐于做那蚁穴中的一个兵蚁。

　　平心而论，刘兴桐对他是不坏的，刘兴桐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丁新仪有什么威胁。

　　在刘兴桐看来，像丁新仪这样的庸才，只能永远做一个部下。这点他毋须去论证也无须去提防什么。一个工科毕业的没有什么学术建树的副校长，能有这个位置就谢天谢地了，还想企求什么？这是刘兴桐的分析。他对每个部下，甚至小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系副主任，他都逐个进行辨析，这是他的爱好之一，也是他的人事工作的题中之义。所以，他面对每一个部下乃至教师时，那种千篇一律的微笑，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含义，都表达了他对之特殊的解释。这些，是人们无法知道的。

　　但是杜林知道。

　　杜林知道自己不是神仙。自从和刘兴桐一起留校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他的这位同窗一定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若不是有一天他自己说出，外人恐怕很难揭穿。他有这个预感。尽管这是一个怎样的秘密，他一时也无法明确说出。

　　在大学时代，他是《潮流》的主编。同学刘兴桐居然在《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文学遗产》，以及《中国文学》这在当时中国大陆四大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近代文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写得大气严谨、学理贯通中西，读起来回肠荡气，真正是大家之作。他惊叹佩服。在《潮流》上用了十几个页码的版面，又是介绍刘兴桐的文章观点，又是刘兴桐的专访，又是同行专家对刘兴桐的评价。这些文章大多是中文系的同学采写、由他组织策划的。他约见刘兴桐几次都未能如愿，皆因为刘兴桐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事务颇多，好几次都失之交臂。

　　杜林有时间坐下来细细阅读刘兴桐文章时，他实在想象不出刘兴桐的学问功底从何而来。那些有着深厚古典文学熏陶的文字，鞭辟入理的剖析、对鸦片战争之后文学的时间追寻，实在不是一个没有经过长期的书斋生活和严格的文学考验的人所能轻易达到的，但是，刘兴桐达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百废待兴的激情年代里，没有人去更多地注意这种非常内在、非常个人的学理成因，人们更注意现实效果和社会影响。那时，也不是一个质疑的年代，人们没有闲情去质疑一个事实，去质疑某篇文章的生成。

　　杜林曾和同学讨论过，他实在无法把眼睛底下的这些美文，和刘兴桐这个个体的人重叠在一起。比他年轻得多的同学，想也不想便怀疑他是不是妒嫉了。他们这些上过山下过乡的大龄同学，总给人一种太狡猾的印象。他很想和刘兴桐切磋切磋，但刘兴桐永远不给他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杜林不是一个追根寻底的人。如果换了别一个人，也许会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杜林自从调到写作教研室，后来又进了现当代文学室，他便彻底地与刘兴桐疏远了。尤其是刘兴桐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飞黄腾达，学术与事业日新月异，一步登天。杜林便自认平庸，躲进小楼，暂时忘却学生时代的疑问。学问是假不来的。

　　刘兴桐的一切是否真实，时间会做出公正的评判，恐怕自己当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杜林在强大现实之前，自认灵魂屑小。他再不与任何人谈起刘兴桐。

　　倒是刘兴桐常常在各种场合问起杜林。杜林的怪异和我行我素，刘兴桐自然不表示欣赏，他只是点到即止，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在不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兴桐是绝对避免与杜林发生冲突的，相反，他力图处处给人以他对杜林是非常敬重，而且注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印象。

　　在某次党委会上，最后议题是推荐学报副主编的人选，原学报副主编本月底便到退休年龄，正在等待新任主编交接班。大家谈了几个人选，刘兴桐都不表态，有好几位党委委员提议杜林先生。刘兴桐当即举双手赞成。他的积极态度令副校长丁新仪诧异，以往凡是涉及杜林的晋职或评优秀等问题，刘兴桐总是态度暧昧，把皮球踢到别人脚下，然后不了了之，即使上了终审名单，最后也无形消失。杜林从不计较这些东西，也无人追究。刘兴桐今天对杜林态度怎么如此鲜明？丁新仪觉得这里一定有阴谋，这不是刘兴桐的本意，他不会让杜林当主编，他在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刘兴桐是党委书记和校长身兼两职，他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丁新仪暂时捉摸不出刘兴桐的真意，那就将计就计吧。他顺着杆子爬，看看刘兴桐出什么招，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