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第17章(3)

    　　他查遍了“文革”前唯一的作家辞典，没有叫达文的人，达文应有一个姓，或者本就是一个笔名，简直是一个无头公案。“文革”前的《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早已不在，档案经过“文革”浩劫，似也难以查询。

　　那位叫达文的人，应该是一个学者。如果他还健在，20年了，他不应该对自己研究领域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刘兴桐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出版，在学术界是一件大事。作为同行学者，也理应有所反响。

　　这个人如果不在人世，那么他的师友、亲朋？难道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生前的成果，正在被人利用或剽窃么。两篇文章居然一字不漏。说明刘兴桐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是并不知道同样的文字，在1962年的《学术研究》曾经发表过的。

　　如此看来，刘兴桐和这位叫达文的人有某种联系，他既认识达文，而又不完全清楚达文的全部。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位达文先生已经不在人世，刘兴桐才敢于如此大胆，肆无忌惮地盗取。他是在什么时候取得这些资料占为己有的呢？说起来真有点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这么多证据摆在面前，任是何人都难以相信。

　　杜林找出刘兴桐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翻到第四章，正是这篇《论梁启超和晚清小说理论》。达文的文章文气和全书是非常统一的。刘兴桐的这部分，真正的著者应该是达文先生。

　　只有找出达文先生，或和他有关的人，才能最终解开这个谜。

　　没有理由认定，这位达文先生如此干净地销声匿迹。他生前的同事呢，总不至于他所做的课题旁人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谈起！难道他也和我一样，在出书之前，没有先发表一些主要论文的习惯？不对，既然他于1962年发表这一篇，可能会在别的刊物上也有文章发表。他可能是一位大学教师——这种可能性极大——除了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所工作，一般人不太会涉足如此专门化的断代史研究。

　　杜林翻出了“文革”前几所大学汇编的论文索引，近代文学的文章不多，索引也自然很少，达文这个名字没有条目收入。要通过现成资料找到达文的线索恐怕很难。

　　这个问题既然是学生区惠琴提出来，他想总该给区惠琴个说法。至于揭穿刘兴桐，杜林倒是没有太大的积极性，他不大愿意让自己纠缠进这些是非里去，也没有精力去应付最终一定会演化为官司的麻烦事。他相信总有一天，刘兴桐会露馅，面对惩罚，但发难的绝不是杜林。

　　电话响了，是校办的主任易木，杜林感到有些意外。校办对杜林来说，是一个相当遥远而又陌生的部门，他从不去打扰他们，他们也从不会注意到杜林这个人。对方问他是不是杜林，他回答是，然后就再不言语，等待对方发问。

　　“杜教授，您好。”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是杜副教授，不是教授，请别高抬我！”

　　对方大约听出他的不悦，连忙称是，非常恭敬地说：“杜副教授，刘校长想去拜访您，请问此刻有空吗？”

　　“岂敢劳校长大驾，有事电话里说，不方便的话我可到办公室去，他乐意上寒舍一叙，我恭敬不如从命。”

　　“那好，我向刘校长汇报，那就请您准备一下吧，刘校长是说好他去拜访您的。”

　　“请便。我也无须准备什么。”

　　“那就这样。”

　　无事不登三宝殿，杜林心想，做做戏罢了。那就看看戏吧！

　　他看着满桌子有关刘兴桐的资料，包括他那本《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赫然摆在那里。50万字啊！这可是一个人一生的惨淡经营和全部智慧的结晶，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皓首穷经。刘兴桐，刘兴桐先生啊！达文先生在天有灵，难道你能有一分一秒的心安？

　　他顿生一种念头，就让这些资料摆在茶几上，看看你刘兴桐有何表现！也让你惊心动魄一回。

　　他想想还是把这些东西收进书架里去。现在，还不是去讨论这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