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刘孜的真实生活:幸福的基本款（1）

    
    杨泓是我老公，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如今从事的工作与他学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房地产投资顾问。我老说他不务正业，他能把各类建筑大师的名字和作品倒背如流，却分不清何平和何群分别是谁。他的回答倒也无懈可击，他说，我现在要是把电影的事都弄明白了，那才叫不务正业呢。一次，我想试探他的摄影技术，让他给我拍点儿肖像艺术照，他居然说我土，并说自己拍骆驼比拍人在行，真是气煞我也！尽管如此，他的跨界本领在我看来还是不同凡响。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千篇一律、枯燥、冗长的各类会议，却没有因此变得无趣。他用仅有３２０万像素的数码小可爱捕捉到的生活瞬间，仍旧可以在我挑剔的眼光中顺利过关，虽然照片中的主角通常不是我。
    在学校的时候，我和杨泓的关系仅限于对彼此略有耳闻，连普通朋友都谈不上。巧合的是，我们拥有共同的朋友。毕业后一次同学聚会上的相遇，才算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直面对方，但那时，我是孤家寡人，他却有女友相伴。
    与杨泓再次见面已是一年以后。那会儿，我想试着做点儿小买卖，却不知从何下手，在电话簿里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便向他询问找门面的良方。他无意间说起自己恢复了自由身，我说：“恭喜你呀，但我也有喜事降临，终于把自己发出去了。”他却取笑我说：“那也得当心，要是被别人退回来，多丢脸。”我也立即还击：“你乌鸦嘴呀，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攻击对方，却浑然不知，《当哈里遇到莎莉》的现实版已经在那一刻悄悄地上演了。
    生活顺其自然的进行着。我和男友的关系被杨泓的“乌鸦嘴”不幸言中，眼看着幸福的泡泡一个一个被击破，我对感情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罪魁祸首”杨泓就在我身边扮演起了出气筒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呼之则来，挥之即去”是我多年来对待杨泓的态度，长此以往，他没有半点怨言，也真够难为他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杨泓隔三差五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我们每次的对白雷同：“我在你家楼下，你能出来一会吗？”我有点不耐烦地回复：“我忙着呢。”他又说：“我只是给你一点儿东西。”我下去，再回来后手里便多了一个袋子：酸奶、苹果和起酥。“这是你明天的早餐，别忘了吃。”面对此情此景，虽然我面无表情，但心里却很温暖。
    有人关心和疼爱应该是每个女孩子都沉醉和享受的事情，那份感动会在不知不觉中编织在记忆里。在主持《欢乐总动员》时，录制节目常常到深夜。有一次，杨泓说要接我，因为觉得会太晚才能收工所以被我婉拒了。凌晨三点多回家，竟看到他在楼下等我，这样的意外让我有些手足无措。他略带埋怨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们这儿停水好几天了？”我说：“好像今天就会来。”他不放心，“你上楼去看看，如果来了我就走，没来就去我家洗澡吧。”
    水的功能还真是广泛而复杂。拖着疲倦的身体满怀戒备地走进了杨泓的家门。洗完澡锁好门躺在床上，思绪有些凌乱，总觉得孤男寡女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些别扭。本想舒舒服服地闷头大睡，却因异样的环境而导致失眠，直到从客厅那一端传来轻轻的鼾声。
    睡到自然醒，杨泓已经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了。屋子里很静，桌子上摆放着早已准备好的营养早餐，附加一张字条：“你的胃不好，牛奶是一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你不妨再热一下。”眼泪从这一刻起止不住地流下来，感动也从这一刻开始萌芽！
    事后我曾经问过他，为何如此君子？他告诉我，因为珍惜，所以不敢越界。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微妙感动而再进一步。生活继续、工作继续。杨泓到欧洲出差，接听他的电话已经成为每天的习惯。忽然有一天没了消息，发短信也得不到回复。为何一向二十四小时开机的他一整天都没有音讯？我开始担心，脑子里想象着一切可能发生或存在的因素。那一夜，我第一次因为他而彻底失眠。
    第二天，他的手机终于被拨通，他报告：“我还在德国，昨晚手机没电了。”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香港机场快线粤语和普通话交替的报站声。如此低水平的穿帮谎言使我在听筒的这边放肆地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他特意从香港转机是为了给我买一套在国内买不到的化妆品。再次面对杨泓时，我的心突然不听召唤地掀起了小小的波澜。
    我的经历告诉我，在感情上我自始至终都是冲动和盲从的。虽然深知轰轰烈烈的爱情会让人很累，但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够刻骨铭心。２００４年中秋节，在朋友的派对上，我的心情再也不受自己理智头脑的控制，情绪跌到了最低点，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溜了出去。后来杨泓发现我没了踪影，大家便开始分头去找。在叶蓓的车轱辘旁边，杨泓和叶蓓发现了正在流泪的我。叶蓓刚要上前说话，杨泓说：“你先进屋吧，我在这里陪她。”转过身，杨泓坐在我的旁边，我冲着他说：“借你肩膀用用。”他说：“没关系，纸巾也可以借给你，想哭就大声的哭吧。”我们在月光的映衬下，应景地想着彼此的心事，画面就这样定格在他的沉默和我的哭声——一静一动之间。
    有了感情的前车之鉴，我变得谨小慎微。说实话，是有点怕了。杨泓的所作所为让我充满感激，可我却不敢去正视我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就在我无从选择、进退两难时，遇到了恩人刘仪伟，是他的一席话使我扭曲的情感焕然一新。
    “我有个大学师哥，这么多年无论什么境况对我一直都很好。可是我却不想改变这种超越朋友但又恋人未满的状态。”刘仪伟对我说：“你已经在原有的爱情观上碰过壁了，干嘛不转换思想尝试另一种？我觉得你需要的是一个尊重、理解和宽容你的人。你的工作已经很辛苦了，难道你还要花无谓的时间去妥协，去放弃自己的立场，去颠覆自己的个性吗？这样你不觉得太可悲了吗？对自己好的根本是做回真正的自己。”
    好有深度、好尖锐。他的话就如同在我混沌的头脑中注射了清醒剂。我想这可能就是“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是他站在我面前而我却不知道我爱他”。跟着感觉走，我和杨泓之间没有任何的点破之语，手自然而然的牵在了一起。
    我们的关系明朗后，过的第一个节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忙完各自的事情已是晚餐时间。我们开着车在北京的朝阳区绕来绕去，为选择一个合适的饭馆而踌躇不定。坐在副驾座上的我，情绪跌到谷底。心里想：我的生日不需要太隆重，起码也要重视一下吧。听着杨泓一会儿说去这，一会儿说去那，那种左右摇摆的态度让我不耐烦地冲他大声喊出：“随便！”